↑2007年，霍华德·巴菲特在塞拉利昂。他每年有200天在外奔波。
←霍华德·巴菲特2013年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时和刚招募的护林员一起跳舞。
巴菲特一家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合影。从左到右：霍华德、彼得、苏珊、沃伦和苏西。3个孩子如今都成了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家。
霍华德·巴菲特的父亲沃伦·巴菲特是世界最著名的富翁之一，但他却当了大半辈子的农民，几乎没有得到父亲的任何经济资助。现在他管理着一个几十亿美元的慈善基金会，致力于终结全球饥饿。
在3个孩子还年幼时，沃伦·巴菲特在内布拉斯加奥马哈的家中三楼安装了一台十美分硬币老虎机。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认识到赌博的危险，同时也是为了牢牢地掌控孩子们的零用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创建的投资公司）的一次年会上，他曾亲口说，“我会完全满足他们所有的零用钱要求，只要面额是十美分硬币，反正到了每天晚上，所有钱又会回到我的口袋。”
巴菲特拥有约600亿美元的资产，过去58年却一直住在他1958年花3.15万美元购买的算不上奢侈的房子里。他曾告诉《财富》杂志，他打算给自己的3个子女“留下足够多的钱，让他们感到自己能够做任何事情，但却不会多到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够无所事事度过一生。”他补充说，“几十万美元”听上去比较合理。为孩子们提供“一生享用不尽的粮票，仅仅因为他们投对了胎，”这样做“非常有害”是“反社会行为。”
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人批评他为人吝啬，巴菲特一直反驳说，与其在活着的时候把钱捐出去，还不如交给他投资，年复一年不断增加金额，然后等他去世后再捐出去。最终，他改变了想法。也许是因为年龄带来的改变，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是妻子苏珊·汤普森·巴菲特的死让他变得慷慨并慈善起来。
无论原因是什么，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在75岁时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决定：他将逐步捐出85%的个人财富（主要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形式）。巴菲特的承诺（当时估值约370亿美元）是人类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慈善捐款。美国历史上以慈善著名的富翁安德鲁·卡内基捐献了3.5亿美元，相等于今天的50亿美元。
这些钱不会被用于建造各种各样的宏伟建筑，然后挂上巴菲特的大名。相反，最大一笔款项将捐献给比尔和梅兰达基金会。一部分捐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剩余部分将分别交给巴菲特的三个子女苏西、巴菲特和彼得创建的慈善基金会。在当时，每个孩子分别得到了价值10亿美元的股份。三个孩子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父亲会放手如此大一笔钱，至少不敢相信他肯在生前这样做。
6年后，为了庆祝82岁生日，2012年8月30日，巴菲特又宣布，他会再给每个孩子的基金会捐赠约1200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B类股票。“他打电话给我姐姐，”巴菲特回忆说，“他问她‘如果我再给他们的基金会10亿美元，你觉得你的两个弟弟会有什么反应。’她回答说，‘听上去不错。’我的意思是，他就是这样。一旦有了什么觉得不错想法，会立刻付诸实践。于是他真的这么干了。”
由于父亲的慷慨，巴菲特的三个孩子都跻身于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家行列。三人都继承了父母帮助穷困者的承诺。沃伦·巴菲特曾说，他家的信仰是“所有人都有同等的价值。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自然会伸手帮助那些资源有限的人。这是一项令人愉悦的使命”。他告诉我，衡量慈善事业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每花掉一美元能改善多少人的生活？”
巴菲特最大的孩子苏西今年62岁，她创建的舍伍德基金会致力于改善内布拉斯加儿童的生活。她还担任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董事主席。这个基金会是美国第三大家族基金会，2014年总计拿出了4.2亿美元善款，主要用于资助低成本避孕措施和生育健康诊所。巴菲特的小儿子彼得今年58岁。他和妻子珍妮弗管理的N oV o基金会致力于反对家庭暴力和对贫困家庭女孩的歧视。毫无疑问，巴菲特一家中最有野心的慈善家是次子霍华德。61岁的霍华德·巴菲特是个农夫，住在伊利诺伊州迪凯特。他的理想是终结全球饥饿。
另类慈善家
去年春天，我和霍华德·格拉汉姆·巴菲特在迪凯特的“科尼麦凯恩美式餐厅”相约共进早餐。他穿着松紧腰工装裤，脏兮兮的登山靴、大号的约翰·迪尔（美国最大农机制造商）T恤。后来我才发现他几乎永远是这身穿着，几乎相当于他的制服。他还戴着一副老土的大眼镜，满头的白发乱蓬蓬，好像是用园丁剪刀修剪的。虽然身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大富翁的儿子，他丝毫也不装腔作势，谈吐直率；他总形容自己是个“朴素的大老粗”。
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在内布拉斯加州自家的400英亩农场上种下黄豆。为了抢在即将来袭的风暴前播下种子，他和32岁的儿子霍华德·沃伦·巴菲特一直工作到深夜。现在他又赶回迪凯特查看自己农场上种植的1500英亩玉米和黄豆。
他点了法式吐司、香肠和可乐，开始和我谈起他的慈善工作。他说全球有大约8亿人吃不饱饭；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四分之一的人营养不良。这些地区的农业产量非常可怜，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气候变化让这片大陆的气候变得更加古怪，干旱空前频繁也更严重。与此同时，人口却在不断地增长。“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一边说，一边往法式吐司上倒糖浆。“如果有人说，‘你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会说，‘嗯，也许你是对的。确实很困难。’但如果连试都不试你怎么知道结果？”
不同于我见过的大多数慈善家，霍华德·巴菲特并没有假装已经掌握了想要攻克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创新的想法。“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一些组织已经为这个目标努力了几十年，”他说，“按照预测，到现在人类应该已经终结了饥饿。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错的。”
表面上看，霍华德·巴菲特是一个矛盾混合体。像他的父亲一样，他自己以节俭为傲，但作为已经拿出9亿美元善款的基金会负责人，他过着与身份相符的舒适生活。他是一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却反感那些声称现代农业破坏自然界的“自诩高尚的”环保活动人士。他是共和党人，开着一辆大功率的福特SU V，拥有枪械，是伊利诺伊州梅肯县的志愿协警，还曾担任A D M（世界上最大的油籽、玉米和小麦加工企业之一）和康尼格拉集团（北美首屈一指的食品服务生产商和第二大零售食品供给商）的董事会成员。另一方面，他却反对跨国企业的“科学”解决方案可以解决全球所有问题的宣传调。
致力于推动非洲农业发展的大慈善机构———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都信奉“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试图在非洲复制在世界其他地方大获成功的“绿色革命”。上世纪60年代，现代作物学让印度次大陆免于饥荒。现代作物学的主要配方就是抗病虫害的高产小麦种子、灌溉、大剂量的化肥和杀虫剂。然而，霍华德认为这个模式并不适合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片大陆非常广阔：比美国、中国和印度的国土总和还大，拥有123个各具特色的生态地区，需要多元化的耕作方式。这片土地连年内战，政府无能，缺少基础设施（据国际公路联合会统计，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道路只有14%有平整的铺筑路面），更不要说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政治稳定、可靠的电力和交通、牢固的供应链。更糟糕的是，非洲的土地质量也在退化。“不要误解我的意思，”霍华德说，“我是个农民，我知道改良种子的好处。我知道化肥能创造什么，它们确实效果显著，但它们无法创造有机物质，不能创造顶层土壤，不能奇迹般地保护水质。这是权宜之计，而非洲需要长期解决方案。”
相比非洲绿色革命，霍华德更主张他所谓的“棕色革命”或者农业生态学家戈登·康威爵士所说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即通过推广环境可持续的农业，减少水土流失，保护可再生土壤，让土地更有韧性，如果用‘龟兔赛跑’的寓言打比方，棕色革命像是乌龟：它的效果是逐步的。过去十年，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花费了数亿美元，很有耐心地一步步推广低成本的保护性农业———覆土作物、免耕种植、本地作物种子培植———在不使用化肥和高价进口种子的前提下致力于改善非洲土壤质量和农产品[1.28%资金研报]产量。“在非洲这样的地方，”霍华德告诉我说，“土壤变质非常严重，营养成分很少，土地几乎已经被榨干，到了逼迫农民不得不不断频繁换地方耕种的地步。如果你的对策是再往上面扔合成化肥，这就像给尸体戴上氧气面罩，祈祷它能重新活过来。”
大器晚成
在决定选择农民这个职业时，霍华德·巴菲特已经30多岁了，连大学都没有毕业。事实上，他先后从三所大学辍学（奥古斯塔学院、查普曼大学和加州大学埃尔文分校）。“我曾经想要当一名律师，报考了法律学院，计划好了未来的一切———但进入大学之后我才发现现实世界和我想的完全不同，”他说，“我精力十足却不知道要用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尝试了很多事情，值得庆幸的是，至少没有把自己弄进监狱。”霍华德在奥马哈做了几年的挖掘工，主要给人挖地窖。他还在内布拉斯加州干过农业短工给人种玉米，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一家糖果公司当过停车场收款员。此外，他还做过建筑工人，竞选过公职，在道格拉斯县管理委员会干了四年。
最后，他终于发现自己在干农活的时候最快乐。农业是他天赋的职业，“让他平静，让他重新找到方向。”决定以农民为职业时，霍华德已经结婚，有4个继女和一个即将出生的儿子要抚养，他想要买个农场，但缺少资金。1986年，霍华德31岁时，他的父亲用28万美元买下了奥马哈北部400英亩的农田，然后将土地租给儿子，租金为地价的5%加上一定比例的农场总收入———22%或26%，取决于霍华德的体重是否超过182.5磅（当他父亲买下土地时，他体重约200磅）。“我真的不介意，”当时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说明他关心我的健康。但我真正在意的是，即使只收22%，他也比周围的地主赚得多。”
如果霍华德一开始“走了很多弯路”（引用他父亲的话），后来他也将浪费的时间都补上了。从租借父亲的400英亩地开始，今天，他在内布拉斯加和伊利诺伊州的农场总面积达到1900英亩，年收入100万美元。他还担任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成员，被他父亲选为下一任伯克希尔·哈撒韦非执行主席，不做投资决策，负责维持公司的企业文化。2013年，他还出版了畅销书《40个机会：在饥饿的世界寻找机会》。无论如何，肩负分配数额庞大的慈善资金的使命，让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父亲的礼物让他不得不“更专注”，并开始相信自己“也许能够给世界带来一些影响”。
终结全球饥饿的使命源于霍华德的另外身份：环保主义者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在刚开始从事慈善事业时，他在南非建立了一个6000英亩的猎豹保护区。他还资助国际大猩猩保护计划。他花了不少时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龙加国家公园打击偷猎者。他还出版了自己拍摄的野生动物照片集（其中包括《岌岌可危的国度：山地大猩猩的故事》）。然而，不久之后他认识到，保护非洲野生动物的最好方式是改善当地人的生计。“生活在地球的另一面，很容易指责那些贪婪的偷猎者和腐败的政府官员破坏重要的生态系统，”他在《40个机会》中写道，“但我也看到那些和这些濒危物种分享同一个生态系统的人本身也濒临危险。很多人吃不饱……我认识到，必须改变重心，解决更根本的问题。”
在那之后，为了亲自了解贫困的现状，霍华德拜访了142个国家，包括非洲所有54个国家。一年有200天，他都在路上，不只一次被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还曾被威胁、被逮捕、被扣押。他遇到过真正的非洲军阀。一次和猎豹的相遇给他的右前臂留下了伤疤。
为了实现目标，推动慈善工作，霍华德开始结交政府高官。他参加过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很有好感，还资助了布莱尔的“非洲治理促进会”。2014年，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迪凯特花了一天时间学习操作霍华德的联合收割机。
然而，霍华德更喜欢和他希望帮助的人交谈。（谈到达沃斯时，他说：“我得承认，我去过一次，再也不会回去。那不是适合我这种人的地方。”）“他更喜欢亲手抓起泥土，将玉米秆从地里拔出来，询问农民实际的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劳拉·梅洛说。她曾和霍华德一起到了埃塞俄比亚、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埃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泊尔考察。“农民们都很吃惊，因为他们认识到和他们交谈的人是他们中的一员。”
去年夏天，在拜访霍华德位于南非林坡坡省的研究农场时，他开着一辆丰田越野车带着我穿过广袤的灌木草原，车在崎岖的土路上蜿蜒前行，绕过石头和沟渠。他依然穿着工装裤和登山靴，这一次的T恤上印着“内布拉斯加”。他不时放慢车速观看成群的斑马、黑背豺狼、非洲大羚羊、黑斑羚和牛羚。偶尔有人会向他招手。偶尔他会停下来和路上的临时工交谈。通常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的朋友问我为谁工作，”霍华德雇佣的一名年轻的南非白人告诉我，“他们只知道他是‘美国人’。我说‘他其实是个非常富有的名人。’他们说，‘你就吹吧’？”
迎难而上
在迪凯特美式餐厅吃完早餐后，霍华德和我乘坐他的卡车开了几英里，来到他的一处研究农场。霍华德的基金会拥有4座研究农场———迪凯特的占地4400英亩，内布拉斯加的占地1000英亩，亚利桑那州东南部沙漠中的占地3900英亩，南非的农场最大，占地9200英亩。在这些研究农场上，来自得州农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渡大学的科学家们专门研究如何在水资源匮乏，土壤贫瘠的条件下种植作物。在南非，基金会正在尝试栽培14种不同的覆土作物———包括豇豆、扁豆和木豆———检测究竟哪一种最有助于减少水土流失和提高土壤养分。在亚利桑那州，基金会复制了贫困非洲农民面临的条件：干旱、很少或没有肥料、用公牛耕地。此外，他们还在测试水分和农作物产量的精确关系。
“在右边，”他指着田地说，“这些没有用氮肥，基本上没有用肥料。我们用传统的方式耕作。”驱车继续前进。“这里的第二块地，使用了一半的化肥。”我们经过更多的农田，大片的棕色土地，很快来到一个巨大的棚子前，里面装满了各种农业工具和机器。其中一台约翰·迪尔S690联合收割机是同品牌最大的型号，售价50万美元，堪称美国农机技术的典范。此外还有一台约翰·迪尔9330拖拉机，轮胎的高度就超过5英尺（1.52米）。
霍华德不断地介绍各种农机，兴奋得像个被玩具包围的男孩。他指着他的垂直耕作机、他的空气播种机、他的耕地机。这些都是支持美国中西部农民工作的基石。先进的机器再加上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大量的灌溉水、作物保险、慷慨的农业补贴、宽松的贷款、公共谷仓、高效运作的市场和最新的科学知识。
天气炎热，霍华德的额头上布满汗水。他爬进9330有空调的驾驶舱，我们开始沿着刚种下黄豆的土地前进。拖拉机实现了完全自动化，它的行驶路线是预先设置好的，可以自动修正，精确到英寸，由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俄罗斯全球轨道导航卫星系统发出的20多个信号指引前进。这台机器堪称农业高效率的例证。“想想要在非洲实现这一切需要什么！在非洲甚至连轮胎和正确的燃油都买不到！”他停顿片刻，摇了摇头又补充说，“当我想到非洲农民面对的困难……”
随着基金会的成长，霍华德的捐赠更有目的性。在很大程度上他依然依靠直觉，根据自己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基金会不接受任何提议），但他资助的项目越来越大。比如，2013年，他的基金会和约翰·迪尔农机公司和杜邦先锋良种公司在加纳的阿善提地区创建了免耕农业中心。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毕业的加纳农学家科菲·博阿的领导下，这个中心培训小农场主用高产的养护种植方式来代替破坏性的刀耕火种。最近，基金会和卢旺达政府合作，承诺投资5亿美元在卢旺达全国推广保护性农业。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其他地区，霍华德和“非洲种子系统”项目负责人约翰·德维里斯合作，给当地的私人种子公司提供启动资金，不同于跨国生物公司，这些小公司致力于研发适合本地特殊小气候和地形的作物品种。这项工作非常艰巨———适合津巴布韦高地的高粱种子在莫桑比克的热带低海拔地区可能根本不会生长。要开发出理想的后代，可能需要多年的选种和人工交叉授粉。为了将正确的种子送到边远地区的贫困农民手中，他还帮助小商贩在非洲村庄开办商店，教他们基本商业技巧，给他们必要的培训和工具，让他们更好地服务顾客。
投资最危险的地方
也许最了不起的是，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的援助地区已经被大多数国际慈善家和捐款人放弃，因为这地方被认为太不稳定、太危险、太腐败，简而言之没有希望。一次又一次，在世界最危险的一些地区———索马里、中非共和国、民主刚果共和国———当其他慈善机构纷纷撤退时，霍华德却加大了他的承诺。2011年，南苏丹脱离被战火分裂的苏丹，成为世界最新的独立国家，美国国际开发署和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联合发起一个1000万美元的计划，用于推动当地的农业发展。情况非常危急，南苏丹超过半数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每天的生活开支只有一两美元。人们拥有的土地少且贫瘠，种出的东西根本不足以果腹。
在项目启动后不久，南苏丹爆发战争，美国国际开发署撤出。霍华德深感沮丧，但毫不退缩：他独立担负起了整个项目。“你不能开始了一个1000万美元的项目，等子弹开始飞舞就立刻退出，”他说，“除非愿意承担风险，否则一开始就不应该进入南苏丹。这些挫折都该是预料之中的。这也是决策的一部分。”
由于无需依靠外部捐款人资助自己的工作，霍华德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这是很多做慈善的人无法想象的奢侈。这让他能够在不稳定的地区工作，投资其他人避之不及的复杂、高风险项目。“在援助开发领域，很少有人会说，‘见鬼，这可能行不通，很可能无法成功，但必须有人来做这件事，’德维里斯说，”霍华德是个例外。“
“霍华德·巴菲特最让我敬仰的地方是他的勇气和诚实，哈佛大学国际开发研究教授《新丰收：非洲农业创新》一书作者卡雷斯托斯·朱马说。朱马认为，很多的捐款人对非洲认识不足，低估了当地的挑战，或是太想当然。霍华德的努力最终也许同样会失败，但如果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了解自己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
霍华德将自己的基金会当作某种孵化器。他毫无歉意地告诉我，在初期，由于错误决策，他“浪费”了超过1000万美元，但这让他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在他看来，慈善工作的使命就是资助政府和其他大投资者通常回避的项目。“只有通过失败才知道什么方式是有用的，”霍华德说，“我可选择安全的项目，取得不错的成果。或者，我可以投资高风险项目，愿意承担1000万美元的损失。按照我做事的方式，失败在所难免。”
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可能源于沃伦·巴菲特的教育。他鼓励孩子们不要惧怕失败。“我告诉他们，除非经历过失败，否则他们的人生将是失败的，”他说，“慈善事业的本质决定了你们一定会失败。在商场上，我总是寻找轻松项目，我会分析数千个投资方案，等待最轻松容易最适合我的一个。但做慈善恰恰相反：你们面对的将是没有轻松解决方案的艰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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